《论语》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，又称为论、语、传、记，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。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，内容涉及政治、教育、文学、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，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。南宋时朱熹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合为「四书」，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。今本并不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，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，今日所读之本经历了两次大改造，一个是西汉末年，汉成帝帝师张禹以《鲁论》为主，结合《齐论》编定的《张侯论》，有21篇；西元二世纪中期，郑玄又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，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，定下《论语》今本，并结集了两汉间对《论语》的不同解释。不到一百年后，何晏把郑玄本及其反对派的观点编成了《论语集解》。何晏之后，南北朝时代，皇侃，受佛教的影响，编成《义疏》本。西元八至九世纪，唐朝的韩愈、柳宗元对郑玄、何晏所编之本都持怀疑态度，要回到原典。但由于郑玄在世时已与孔子相差600余年，《论语》原典并不可考。今本据阮元校勘《十三经注疏》本统计，约1万2千字。
现存《论语》共20篇，492章。每篇篇名取自正文开头，或“子曰”、“子谓”后首句的前二、三字。学而第一、为政第二、八佾第三、里仁第四、公冶长第五、雍也第六、述而第七、泰伯第八、子罕第九、乡党第十、先进第十一、颜渊第十二、子路第十三、宪问第十四、卫灵公第十五、季氏第十六、阳货第十七、微子第十八、子张第十九、尧曰第二十。
《论语》是这样一部书，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，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
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
《文选·辩命论》注引《傅子》也说：
“昔仲尼既殁，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，谓之《论语》。”
从这两段话裹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：（1）“论语”的“论”是“论纂”的意思，“论语”的“语”是“语言”的意思，“论语”就是把“接闻于夫子之语”“论纂”起来的意思。（2）“论语”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，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。
关于“论语”命名的意义，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，譬如刘熙在《释名·释典艺》中说：“《论语》，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。论，伦也，有伦理也。语，叙也，叙己所欲说也。”那么，“论语”的意义便是“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”。说到这里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：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，别人的说话都不是“有条理的叙述”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“论语”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？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。（《释名》的训诂名物，以音训为主，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。）还有把“论”解释为“讨论”的，说“论语”是“讨论文义”的书，何异孙的《十一经问对》便如是主张，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。
关于《论语》命名的来由，也有不同的说法。王充在《论衡·正说篇》便说：“初，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，官至荆州刺史，始曰《论语》。”似乎是《论语》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、扶卿给它的。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、班固的说法不同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，《礼记·坊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“子云：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。《论语》曰：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’”
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，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，是可以断言的①。因之，《论衡》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。
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：“论语”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，意义是语言的论纂。
①吴骞《经说》因《坊记》有“论语”之称，便认它是汉人所记，固属武断；而沈约却说《坊记》是子思所作，也欠缺有力论证。
《论语》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。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；就是前后两章间，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。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。《论语》一书，篇幅不多，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，如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一章，先见于学而篇第一，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：“博学于文”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，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。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，如“君子不重，”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，子罕篇第九只载“主忠信”以下的十四个字；“父在观其志”章，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，里仁篇第四只载“三年”以下的十二字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却有各种记载的，如里仁篇第四说：“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，”宪问篇第十四又说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便是重复四次。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：孔子的言论，当时弟子各有记载，后来才汇集成书。所以《论语》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。
那么，《论语》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。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。一章在子罕篇第九：
“牢曰：‘子云：吾不试，故艺。’”
“牢”是人名，相传他姓琴，字子开，又字子张（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《孔子家语》，因此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和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都对它怀疑，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）。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，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，这种记述方式和《论语》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。因此，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，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，编辑《论语》的人，“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”（日本学者安井息轩《论语集说》中语）。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：
“宪问耻。子曰：‘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“宪”是原宪，字子思，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“原思为之宰”的原思。这里也去姓称名，不称字，显然和《论语》的一般体例不合，因此也可以推论，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。
《论语》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，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。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。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：
“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‘启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’”
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。又如子张篇第十九：
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‘子夏云何？’对曰：‘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子张曰：‘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。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：
“子曰：‘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“闵子侍侧，誾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”
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，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，不能不启人疑窦。有人说，这是“孔子述时人之言”，从上下文意来看，这一解释不可凭信，崔述在《论语余说》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。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，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。至于闵子侍侧一章，不但闵子骞称“子”，而且列在子路、冉有、子贡三人之前，都是难以理解的。以年龄而论，子路最长；以仕宦而论，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。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“子”的尊称呢？合理的推论是，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。
《论语》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，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，那么，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。这一点，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。譬如“夫子”一词，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，相当于“他老人家”，直到战国，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，相当于“你老人家”。《论语》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“他老人家”的，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“子”，背面才称“夫子”，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“夫子”，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“夫子”。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，言偃对孔子说，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”；子路对孔子也说，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”，都是当面称“夫子”，“夫子”用如“你老人家”，开战国时运用“夫子”一词的词义之端。崔述在《洙泗考信録》据此来断定《论语》的少数篇章的“驳杂”，固然未免武断；但《论语》的着笔有先有后，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、五十年，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。
《论语》一书，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，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、五十年，那么，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？自唐人柳宗元以来，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，我看很有道理。第一，《论语》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“子”，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。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，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，还有学而篇两章，泰伯篇五章，颜渊篇一章，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，子张篇四章，总共十三章。第二，在孔子弟子中，不但曾参最年轻，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。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。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（周考王五年，纪元前四三六年。这是依《阙里文献考》“曾子年七十而卒”一语而推定的），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，那么，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。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，但《檀弓》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，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，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，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。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，毫无可疑。《论语》所叙的人物和事迹，再没有比这更晚的，那么，《论语》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。因此，我们说《论语》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，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，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。
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，古今说法不同。历代学者相信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的说法，说起于周初。自王国维发表了〈遹敦跋〉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十八）以后，这一说法才告动摇。王氏的结论说：“周初诸王若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，皆号而非谥也。”又说：“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、懿诸王以后乎？”这一说法较可信赖。郭沫若先生则说“当在春秋中叶以后”（《金文丛考·谥法之起源》，又《两周金文辞大系·初序》），这结论则尚待研究。至于疑心“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”（〈谥法之起源〉），甚至说“起于战国中叶以后”（《文学遗产》一一七期〈读了关于《周颂·噫嘻篇》的解释）〉，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。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，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，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。即从《论语》看（如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”），从《左传》看（如文公元年、宣公十一年、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），这些史料，都不能以“托古作伪”四字轻轻了之。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。唐人陆淳说：“《史记》、《世本》，厉王以前，诸人有谥者少，其后乃皆有谥。”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。
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《论语编纂年代考》（附于其所著《史记编述年代考》内）。谓《论语》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（孔子卒年）至400年（子思卒年）之间。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。但结论却基本一致。
《论语》传到汉朝，有三种不同的本子：（1）《鲁论语》二十篇；（2）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，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《鲁论语》相同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；（3）《古文论语》二十一篇，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，但是把尧曰篇的“子张问”另分为一篇，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。篇次也和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不一样，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。《鲁论》和《齐论》最初各有师传，到西汉末年，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《鲁论》，后来又讲习《齐论》，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，但是篇目以《鲁论》为根据，“采获所安”，号为张侯论。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，其时极为尊贵，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，后汉灵帝时所刻的《熹平石经》就是用的张侯论。《古文论语》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，当时并没有传授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序说：“《古论》，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”《论语集解》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。但孔安国是否曾为《论语》作训解，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，陈鳣的《论语古训》自序已有怀疑，沈涛的《论语孔注辨伪》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，丁晏的《论语孔注证伪》则认为出于王肃之手。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。直到东汉末年，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，参照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，作了《论语注》。在残存的郑玄《论语注》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、齐、古三种《论语》本子的异同。然而，我们今天所用的《论语》本子，基本上就是张侯论。于是怀疑《论语》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。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“经师”，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，附会王氏，保全富贵，当时便被斥为“佞臣”，所以崔述在《论语源流附考》中竟说：“公山、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《鲁论》为己解嘲地(也)乎？”但是，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，而《论语》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，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。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，仍然只能以《论语》为最可信赖的材料。无论如何，《论语》的成书要在《左传》之前，我很同意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》（公山章）的主张，我们应该相信《论语》来补充《左传》，不应该根据《左传》来怀疑《论语》。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，以此来范围孔子，来测量《论语》的真伪、纯驳，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。
《论语》自汉代以来，便有不少人注解它，《论语》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，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，才进而学习“五经”，“五经”就是今天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（除去伪古文）、《易经》、《仪礼》和春秋。看来，《论语》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。汉朝人所注释的《论语》，基本上全部亡佚，今日所残存的，以郑玄（127—200，《后汉书》有传）注为较多，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，估计十存六七；其它各家，在何晏（190—249）《论语集解》以后，就多半只存于《论语集解》中。现在十三经注疏《论语注疏》就用何晏《集解》，宋人邢昺（932—1010，《宋史》有传）的疏。至于何晏、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《论语》的书，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（1629—1709，清史稿有传）《经义考》，纪昀（1724—1805）等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及唐陆德明（550左右—630左右。新、旧《唐书》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，此由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）《经典释文·序録》和吴检斋（承仕）师的疏证。
我曾经说过，关于《论语》的书，真是汗牛充栋，举不胜举。读者如果认为看了《论语译注》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，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：
（1）《论语注疏》——即何晏《集解》、邢昺疏，在十三经注疏中，除武英殿本外，其它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，因它有校勘记，可以参考。其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，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帜，便于查考。
（2）《论语集注》——宋朱熹（1130—1200）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四书，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。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，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。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，科举考试，题目都从《四书》中出；所做文章的义理，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，这叫做“代圣人立言”，影响很大。二则朱熹对于《论语》，不但讲“义理”，也注意训诂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。
（3）刘宝楠（1791—1855）《论语正义》——清代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、宋人的注疏，所以陈奂（1786—1863）作毛诗传疏，焦循（1763一1820）作《孟子正义》。刘宝楠便依焦循作《孟子正义》之法，作《论语正义》，因病而停笔，由他的儿子刘恭冕（1821—1880）继续写定。所以这书实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着。征引广博，折中大体恰当。只因学问日益进展，当日的好书，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，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。
（4）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。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，不再重复。
（5）杨树达（1885—1956）《论语疏证》。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《论语》或者和《论语》的有关资料都依《论语》原文疏列，有时出己意，加案语。值得参考。